书评》暧昧处更分明:如何同志,怎样文学

2020-06-16 8959
书评》暧昧处更分明:如何同志,怎样文学 ***

「同志文学」已是台湾文学研究公认存在且一再讨论的类别,但是,如果作者本人不是已出柜的现身同志(例如陈克华),作品中没有昭然揭开的同志主体(例如《孽子》)——即「看得见的同志」——则读者与论者不能分辨,或虽然臆想、耳语,却不敢率尔归入此一标籤底下。



纪大伟《同志文学史:台湾的发明》虽然在书名就用上了「同志文学」一词,但从〈绪论〉里就已经不惮其烦地说明,他的立论正是要从质疑这个词开始。

再者,「台湾的发明」也可能让读者惊诧:「同性恋」不是「舶来品」吗?欧美这些「先进」地方不是比台湾更早就出现「同志文学」吗?同样的,纪大伟也在〈绪论〉里一而再地解说他的理论资源与观点启迪:一是黑普林(David Halperin)指出的,同志的历史不是从历史中被挖掘出来,而是一代代读者与评论者「以后见之明所『发明』并『补缀』而成」;二是霍布斯邦(Eric Hobsbawn)提出的,许多「悠久传统」其实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发明物,那些「惯例」并非天成。因此,这里的「发明」并非指器物的创造,而是观念上的除魅。

将「性」理解为参与成员複杂的「机制」,而不只是「性行为」的收纳盒。

除了挑明其解构立场,纪大伟也强调,这部书乃是站在「公众历史」的角度,由下而上发挥力量,以在野抵抗主流历史的压力。「公众历史」一般以民众口述史的方式呈现,但是在台湾戒严时代,愿意提供口述史的同志很少,「想要认识戒严时期台湾同志人口的国内外研究者,经常採取同志口述历史的『替代品』:同志文学。」因此,本书并不单单聚焦在大师、名作,而是定位在「以文学为基地的『文化史』」。不「纯」的文学、非文学也要纳进来,才能拼组出多元複杂面貌。

进一步看,纪大伟想提出比「同志文学」这个「文类」(genre)再扩大些的,「同志文学」这个「领域」(field)。那些议论同志、抹黑同志、误解同志等的报章碎片与评说文章,虽纳不入「文类」,却绝对是属于此一「领域」,值得一同检视。

「驳杂」正是社会的实况,性别领域也是一样,故本书中正视的不仅仅是材料的「驳杂」,也包含小说内呈现出来的性相上的「驳杂」。不是只有异性恋、同性恋之分,同一个角色也未必得固着在一种身分上,甚至不同性取向之间,也可能必须合作才能生存。以纪大伟自己的话来说,就是「将『性』理解为参与成员複杂的『机制』,而不只是『性行为』的收纳盒。」

过往研究者以寻找「看得见的同志」来判定此一作品是否为「同志文学」,纪大伟却提出,「同志文学」重要的不只「同志」,还有「文学」。「文学」里的主体时常是「假、虚、无」,不是那幺轻鬆确切立刻可以捕捉、不费力气的。然而,假作真时真亦假,「假、虚、无」的暧昧、勾引,使读者于影影绰绰中感受到同性恋,暗香浮动,却入木三分。这种文学表现,是注重读者甚于作者,既有文学本身的需求,也与作品生产的社会环境有关。

也许有些读者会急着想看看纪大伟罗列了哪些同志文学清单、怎样解读那些着名的同志文学作品,但是,《同志文学史》绪论这一章绝不可放过。我认为,若是没有先将这部书绪论里种种思辨过程先过一遍,就不能适切理解之后他对于文本的实际分析。

绪论里提示的理论资源、对西方学术论述的取捨与反驳,对于我们思考同志文学,甚至是思考所有弱势文学,均极有帮助。同时,书中也扼要地说明了「同性恋」、「同志」、「酷儿」的立场与关怀面向的差异,并指出这些词彙在翻译旅行上,也会因为应对话题、语境而出现参差,并非均质的存在。

《孽子》没让读者看到赢家,顾肇森的〈张伟〉等篇章,同性恋主角都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——所以,假如顾肇森写了比较弱势的同性恋者,是不是他在文学上的道德位置就会比较受肯定呢?

有趣的是,长年累积修改而成的《同志文学史》,在此出版时刻,恰恰应对了过去半年在青年读者之间讨论火热的两位重要小说家,一是逝世不久、通常是在国族议题上造成争端的陈映真,二是在脸书上发表反同言论而遭围剿的宋泽莱。陈映真〈赵南栋〉与〈纍纍〉里,满布着男性着迷于观看男性的视线;宋泽莱早年作品《红楼旧事》的小说主人翁,则同时探索人生哲学与(包含同性)情慾。而与〈纍纍〉同样表现军营内男男情慾文化的,还包括在不同着作中一再处理类似军中题材的履彊。这几位作者,恐怕都不是过去开列「同志文学」书目时会出现的小说家。这也是纪大伟立定于「领域」和「假、虚、无」主体上,将文本里的丛结一一梳开的贡献。



不过,相较于对以上三者小说的细腻判读(尤其是针对陈映真〈赵南栋〉,特别过瘾),我以为纪大伟对老早就被纳入「同志文学『文类』」的顾肇森小说太过严厉。书中指出,主角太过傲人而顺遂的学业与工作生涯,传递「同性恋不仅和大家都一样,而且比一般人还杰出」,延伸来说是社会应该接纳同性恋者,不仅因为他们和一般人没什幺差别,还更有消费力。因此,纪大伟认为这篇作品未曾关注到同性恋与其他社会边缘人的处境,反而颂扬了个人造化上的侥倖。相较来说,《孽子》没让读者看到赢家,而顾肇森的〈张伟〉等篇章,同性恋主角都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——所以,假如顾肇森写了比较弱势的同性恋者,是不是他在文学上的道德位置就会比较受肯定呢?

其实总括「旅美华人谱」系列,人物阶层光谱是很广的。我认为与其责备顾肇森不顾及同性恋里的社会边缘人,不如说,他描绘的中产阶级同性恋,和白先勇笔下的新公园男妓,一起拚组出同志文学的不同夹层。

〈张伟〉主角造访新公园后,觉得里头都是些「孤魂孽鬼」,他不敢想像自己竟会属于这个世界——「那幺他属于什幺世界?原来他属于美国。」纪大伟挪用自吉见俊哉而提出的「内在(台湾境内的美国文化)/外在美国(台湾境外的美国领土)」,在同志文学里,这种朝美国匍匐而去的倾向,是与俗语「美国时间」指称的从日常主流时间中逃逸的状态结合,作品中的台湾人往往是在美国看到同性恋,或是台湾人在美国获致了不同寻常的情欲经验,或者是于台湾境内传递美国风味的咖啡室、戏院等地,得到同性恋知识或见识同性恋情慾等等。在这些「内/外在美国」里得到的「美国时间」,正是叛离普通人时间表,从中腾挪、开启的。纪大伟也注意到了性别差异,女同志文本中反而是盘算如何就近与女人相聚,而非寄託于远方。

​以「爱滋」取代「解严」来讨论同志文学的转变,希望能甩脱过去文学史叙述过度依附于政治大历史的习惯。再者,也指出印刷文化如何形构出论说、接受同性恋的环境,将之视为同志文学现身的前导。

本书以小说讨论为主轴,对于散文和新诗较未深入。不过,新诗部分引用鲸向海的观察与主张,与纪大伟若干主张不谋而合。全书论述结构则于1960年代以降,以10年为单位,看起来似乎与一般文学史无异。不过,1970年代区分为女女与男男各一章,之间仍有细腻的区分,在女女一章强调不同性向合作下的经济实践,在男男一章强调「美国时间」的空间化。1980年代以降至世纪末,则不再区分男女,而是呈现「罢家」以后才能「成人」的不同样态,并以「爱滋」取代「解严」来讨论同志文学的转变,希望能甩脱过去文学史叙述过度依附于政治大历史的习惯。再者,也指出印刷文化如何形构出论说、接受同性恋的环境,将之视为同志文学现身的前导。书中虽然极力打破过去将白先勇《孽子》视为台湾同志文学源头的说法,却也还是将之视为「让国内外读者驻足讨论台湾文学/同志文学/同性恋」的公共平台,强调无数读者一同创造出这部小说在同志言说範围里的厚度。

最后,《同志文学史》提供了一份「广义的同志文学领域参与者」书单,範围甚至及于极为年轻的林佑轩(1987—)。我愿意尽棉薄之力,再补充两本无论在「文类」或「领域」都应该纳入的着作:一是骚夏诗集《濒危动物》,她以「我身上所有开孔的地方都非常害怕妳,但也非常思念妳」这样的诗句震动读者,二是声称「我从来不在柜子里啊」的景翔的诗集《长夜之旅》。

同志文学史:台湾的发明
作者:纪大伟
出版:联经出版公司
定价:650元
【内容简介】

 


纪大伟
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助理教授,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(UCLA)比较文学博士。着有学术专书《同志文学史》、小说集《膜》(已有日文翻译版、法文翻译版)等,杂文集《晚安巴比伦》等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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